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向海洋传导，单边主义、霸权行径加速向深海、海上通道、极地海域等领域渗透，多重矛盾交织叠加，全球海洋治理面临严峻考验。海洋治理在安全、资源、生态领域显现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海洋战略价值攀升带来的竞争加剧、各国海洋发展基础差异以及协同治理推进迟缓等因素交织叠加，持续加剧海洋治理赤字。
近期，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此次任务聚焦深海生态保护，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促进深海科学事业协同发展，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图为“深海一号”船从福建厦门起航。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摄
海洋战略价值攀升，霸权行径肆无忌惮，是海洋安全风险累积发酵的内在根源。海洋维系世界各国对外联通与经贸往来，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压力上升的背景下，资源与规则竞争持续向海洋空间传导，海洋领域博弈竞争显著增强。关键通道、水下空间、北极海域等战略价值上升，成为重点竞夺对象。处于海上交通要道的重要海峡、运河、港口是扼控全球经济的“咽喉”，个别国家将其作为维护霸权、攫取经济特权的工具。有的甚至滥用武力，致使战火直接威胁关键航道，相关航运通行面临中断瘫痪风险。关键水下基础设施对全球互联互通至关重要，但缺乏有效物理保护，使其更易成为敌对行动中的非对称攻击目标。在全球范围冲突、对抗风险上升背景下，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更加突出，全球性保护共识和制度安排远未达成，关键水下基础设施工具化、武器化逆流正加速成势。受气候变暖驱动，北极海冰消融加快，北极航道地缘与商业价值大幅提升，围绕北极航道利用和资源能源开发的战略博弈愈演愈烈。而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海域治理中重要的区域性机制安排，受地缘冲突外溢影响冲击，治理效能遭到削弱，科研、环保领域务实合作难以落地推进。
利益难以调和、发展能力差距显著，是深海资源开发困境加深的主要原因。从利益层面看，国际上围绕深海资源开展的多边谈判，通常遵循协商一致原则，重大议题需各方达成共识方可落地，一旦利益诉求尖锐对立，少数参与方即可阻滞磋商进程，直接拖慢国际规则的制定节奏。少数国家将深海视作重要竞争场域，出于维护其供应链优势与规则话语权的战略考量，不愿接受管理局主导的多边谈判进程约束，转而依托国内立法另寻解决路径，加剧了深海治理规则碎片化的态势。利益分歧进一步引发法理争议。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是根据《公约》确立的国际法律框架，但对于没有加入《公约》的国家，能否直接开展深海采矿活动，受自身现实利益驱动，各国判断尺度大相径庭，难以凝聚起普遍接受的法理共识。从现实条件看，深海开发属于资本技术高度密集的前沿领域，全球技术创新与产业投入分布并不均衡，造成各国在深海开发实践、资源收益分配上呈现明显落差，不少国家虽享有法理赋予的权益，却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利益诉求的尖锐对立，使多边规则磋商举步维艰，而发展能力的巨大鸿沟，又进一步压缩各方达成妥协的空间，使深海治理制度建设难以跟上资源开发实践的前进步伐，持续放大既有制度漏洞。
海洋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各国治理行动分散性之间的矛盾，是全球海洋生态保护风险持续加剧的深层症结。一方面，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冲击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和食物链，危害遍及全球。但海洋生态保护的推进，归根到底要靠各主权国家立足自身管辖海域付诸行动。不少跨境生态问题，灾害源头和受冲击区域分属不同国家管辖范围，处置工作需多国反复磋商，协调环节多、周期长，极易贻误最佳处理时机，造成生态损害持续向外传导扩散。以重特大船舶海上溢油事故为例，油污随洋流扩散至多处海域，尽管有相关国际条约作为遵循，但清污作业、责任界定等有赖各国分头推进，难以实现高效处置，危害范围扩大的案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海洋生态保护面临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的现实难题。海洋环境改善带来的生态福祉，由国际社会共享。但环境监测、生态修复等离不开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撑，相关成本主要落在开展保护实践的国家身上。有的国家只愿坐享海洋保护带来的益处，却回避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譬如在推进公海保护区建设过程中，前期远洋科考勘探、后期常态化监测管理维护等都需花费巨大资源，部分国家虽认同保护目标，却不愿投入力量参与共建，制约公海保护举措落地实施。上述两方面因素交织叠加，使得不少海洋生态保护倡议停留在纸面，各方业已形成的共识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樊小菊 沙鸿瀚《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变革方向》
（策划：盛玮 周璐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