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长达三十余年的经济低迷。战后高速增长积累的发展红利逐步消退，经济韧性持续弱化，社会矛盾不断累积。日本右翼极端势力逐步强化对政坛的掌控，推动国家路线右倾化与政治极端化。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上层建筑与政治体制进一步畸变，公然将“摆脱战后体制”、“军事大国化”包装为破解国家危机的出路，祭出“修宪扩军、经济备战、阵营对抗”的“毒药方”，推动日本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这一危险转向正在将日本拖入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更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重大风险源。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5日，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召开会议，就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限制达成一致，并确认将于2026年2月向内阁提交相关动议。该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担忧和批评。图为12月25日，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大楼前举行抗议集会。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国家战略定位上，日本右翼力图颠覆战后和平路线，以扩军备战及“再军事化”牵引国家发展方向。总体上，其刻意把“成为正常国家”、“拥有完整国防权”作为重塑国家尊严和地位的标尺，企图用军事扩张实现所谓“一流大国”目标。制度层面，高市政府全力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彻底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将日本打造为“能战国家”。加速推动修宪进程，目标是挣脱和平宪法束缚，并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设立国家情报局，加强谍报能力。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军力建设层面，加速构建自卫队跨域及远程打击能力，尤其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无人及人工智能作战体系、“天网电”新质战力等。更为危险的是，高市政府蓄谋破除“无核三原则”，图谋在核领域实现实质性突破。以上种种行径皆服务于海外扩张及军事行动，大幅降低日本对外动武、介入地区冲突门槛，直接冲击亚太地区的安全平衡。
经济增长模式上，高市政府搁置艰难漫长的结构性改革，将军工扩张作为拉动内需、提振产业、激活资本的“捷径”，推动财政、产业、科技资源持续向军事领域大幅倾斜。财政层面，以增税发债加码军费投入，开征“防卫特别法人税”、计划新设“防卫特别所得税”，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7年度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8.84万亿日元，较2022年度增长超60%。产业层面，将防卫产业置于“增长战略”核心，以巨额国防订单强化军工生产体制。截至2026年3月末，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三家军工巨头未交货防卫订单余额合计6.2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5%。科技层面，配套专项经费引导高校科研人员参与防卫技术研究，通过政府采购与资金扶持将初创企业纳入军事研发链条。这种“以经济促军工，以军工带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不可能真正拯救低迷的日本经济，只会将日本社会方方面面裹挟进循环加速的战争体系中，一步步唤醒军国主义幽灵。
地缘外交布局上，日本右翼势力以同盟捆绑、排他围堵、阵营划分为核心方略，力推地缘政治对抗路线，意图以此提振国际地位、重塑区域地缘格局。同盟层面，高市政府将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安保支柱，主动承揽美国地区防务事务，强化岛链军事部署与协同作战能力，深化同盟绑定；设置“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同盟有事”叙事陷阱，意图借同盟纽带染指台海、深度介入亚太。周边层面，高市政府持续渲染“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及“中俄朝安全风险”，公然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试图以“组局拉圈”构筑周边制衡体系，持续深化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推动日美菲、日美澳等小多边安全联动并向实战化延伸。全球层面，高市政府以“价值观外交”与“主动塑造”的行为姿态，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与话语叙事主导权，打造所谓“大国外交”的重要支点。日本这些挑动阵营对抗的做法，不仅难以达成其谋求大国地位、争夺地缘霸权的野心，反而持续透支外交信誉与政治资产，更将亚太地区推向地缘对抗前沿，其自身必将沦为地缘博弈的牺牲品。
三十余年间，日本历经经济衰退、社会心态异化、治理失策，然而经济民生困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走向极端化，政治操作尤其特定政治势力刻意利用危机、转嫁矛盾来裹挟国策，才是元凶祸首。日本右翼极端势力逆流而动，执意推行军事扩张与阵营对抗、背弃和平发展道路，非但不能治愈“失去的三十年”留下的创伤，反将日本推向与地区国家对立、与时代潮流相悖的孤立境地。历史前进的方向从不因少数势力倒行逆施而改变，昔日“敌国条款”犹未过时，国际社会及正义力量皆须秉持历史正义、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李清如 吴怀中《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与政治极端化透析》
（策划：盛玮 周璐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