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制约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要症结。
2025年9月19日至23日，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我国赛事规格最高、竞赛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事。图为9月20日，选手在参加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项目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从国际环境看，外部冲击正在向国内传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外部需求的波动性、不确定性显著加大，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向国内传导并影响就业。在需求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对国际市场变化最为敏感，外部订单波动会直接传导至就业岗位，并沿产业链向上下游扩散。在产业端，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向境外转移，传统优势产业岗位面临替代与转移的压力。在劳动端，外部冲击主要落在外贸从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身上。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使稳就业面临不容忽视的外部风险，对就业政策的前瞻性、储备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人口结构看，劳动力供求格局加快重塑。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从总量看，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见顶以来持续回落，已降至8.5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亿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趋势正在改变。从年龄结构看，“一老一青”的双重压力尤为突出。一方面，劳动力大龄化趋势明显，50岁以上农民工已接近1亿人，大龄劳动者转岗适应能力较弱，再就业难度较大；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规模连年攀升，未来10年仍将保持在每年1000万人以上，青年劳动力就业高峰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从区域看，人口增减分化背景下，劳动力向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集聚与部分地区劳动力外流并存，就业市场的区域分化特征更加明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交织，“一老一青”就业压力与区域分化叠加，劳动力供求格局的深刻调整要求进一步增强就业政策的适配性。
从技术变革看，就业结构调整压力凸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劳动力市场，对就业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替代效应、创造效应、变革效应的叠加呈现。一些重复性、程序化岗位加快被替代，同时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工作内容和技能要求发生深刻变化。被替代岗位与新增岗位在技能要求、地域分布、行业归属上存在错配，教育培训体系的调整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劳动者跨行业、跨岗位转移就业难度加大，结构性失业风险上升。高技能岗位报酬上升与中低技能岗位持续承压并存，劳动力市场“极化”风险加大，若缺乏有效的培训支持和再分配调节，技术红利可能更多向资本和高技能群体集中，加剧收入分化。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必然损害就业，关键在于制度安排能否趋利避害。如何推动技术进步与就业促进相协调，使技术进步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劳动者，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从就业形态看，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新挑战。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就业的组织方式、用工关系、收入结算等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劳动者以非标准化的灵活就业方式参与社会劳动。灵活就业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强了劳动力市场弹性，但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平台用工关系“去雇主化”、“模糊化”，劳动关系认定难，部分劳动者游离于劳动法律制度保护之外。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建立在稳定劳动关系基础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质量不高、保障水平有限。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风险高，算法管理下的劳动强度、收入分配还缺乏有效规范。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对劳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公共服务提出了全新要求，制度供给与新就业形态不相适应的矛盾亟待破解。
详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莫荣、殷宝明的文章《努力解决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策划：侯亚景 审核：王兆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