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中央红军准备渡过金沙江北上。作为开路先锋的干部团昼夜兼程100余公里赶往皎平渡，为主力部队快速渡江赢得主动。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感慨地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在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行军中，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险境，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觉悟，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一支军队有了觉悟，才能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革命战争年代，为什么有的人在国民党军队里贪生怕死，加入了红军后，就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原因之一是我军注重革命觉悟的培育，引导红军将士认识到自己是“工农的子弟”、是“人民的武装”，明白人民军队“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是为了穷人的翻身得解放而战、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而战。有了信念支撑，就有了战斗意志，就有了前进的坚定方向。
红军官兵的革命觉悟，是在不断教育培养中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长征途中，尽管条件艰苦、战斗频繁，但红军内部的政治教育一刻都没有放松过。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晚上入睡前，红军都会进行日常的政治谈话，如果条件允许，还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政治动员和演说。每当有党的决议和材料传到红军战士手中时，他们就会立即学习钻研材料、领会中央精神。正是由于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工作和强有力的革命精神灌输，红军将士们才能拥有高度的革命觉悟、英勇的献身精神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英勇顽强的精神，不断攻坚克难、英勇战斗。
有了觉悟，就能不惧血与火的考验，焕发出惊人的斗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远征。漫漫征途上，空中有飞机侦察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平均每3天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平均每300米就有1名战士倒下。义无反顾的牺牲，铸就了忠诚的丰碑。许多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急行军，然后投入到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中。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红军官兵的斗争意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磨练。他们以超越生理极限的忍耐力、坚韧力和战斗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鸟儿飞不过，神仙不可攀”的雪山，穿过沼泽遍布、荒无人烟的草地。这些英雄壮举，使敌人胆寒，让世人惊叹。长征的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拥有高度革命觉悟的红军官兵，能够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经历了长征淬火的红军官兵，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革命意志更加顽强。
有了觉悟，就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怕牺牲、敢于冲锋。陆定一在《老山界》中记述，翻越陡峭险峰时，党员干部主动帮战士分担行装，决不让一人掉队，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以自身模范带头带动全体将士奋勇向前。每当面临急难任务，挑选尖刀班或突击勇士的时候，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总是共产党员。1935年5月，中央红军行至大渡河，奔腾不息、惊涛拍岸的河流上，是由铁索构成的泸定桥，桥对岸则是敌人把守的机枪碉堡。危急关头，红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第一个站出来，最后选出的22名突击队员，也都是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战斗中，廖大珠一手拿枪、一手攀握铁索，冲在最前面，高呼：“同志们，跟我前进！”这支由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冲锋，用血肉之躯铺就红军北上的通道。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牺牲的营以上干部有430人左右，其中师职干部80多人。面对极端自然环境与艰苦行军条件，正是因为党员干部吃苦在前、冲锋在前，才能凝聚起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无数强敌的磅礴力量。
然而，觉悟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也不能自然而然持续保鲜。多年后的今天，面对长期和平环境，一些官兵备战打仗意识不足，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弱化，不愿吃苦、逃避困难，甚至染上贪图享乐的和平病。长征精神是最好的营养剂，也是最生动的教科书。新时代革命军人克服懈怠思想，消除和平病，就要强化红军传人意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自觉做到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强军事业锲而不舍。要发扬红军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破除和平积弊，将战斗精神培育贯穿教育训练全过程，持续砥砺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意志品质。要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于到复杂严峻环境里历练成长，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锤炼本领、淬炼作风，以一往无前、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攻克新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为强军兴军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