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既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作为历史事实，它集中地体现于疆域版图和器物工具；作为历史记忆，它集中地凝结于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的著述、注疏与编纂；作为价值追求，它深刻地表达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彼此支撑，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了清晰可靠的脉络。
中国文物灿若星辰，充分展现和见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血脉绵延与灿烂辉煌。左上图为出土于浙江省良渚古城遗址的玉琮王，右上图为出土于河南省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左下图为在河南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右下图为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的西周重器何尊。 人民图片供图
疆域版图是文明存续的空间载体，包纳融合方言、饮食、民俗等文化元素，推动多族群从“地理相邻”走向“命运共生”，形成“多元一体”文明基底。从夏商周三代的“宅兹中国”确立中原核心，到秦汉时期的南北农区一统奠定辽阔疆域，再到隋唐、元明清时期的不断拓展与巩固，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呈现出向内凝聚、向外辐射的态势。这种版图的延续不是靠军事征服，而是基于共同的治理结构、文化认同、经济联系与统一追求。历代王朝在继承前朝疆域的基础上，通过郡县制、羁縻制等灵活方式，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纳入统一的国家体系。中华民族的疆域版图在王朝更迭中保持了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直观的体现。
器物工具是文明传承的物质依托。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未曾断裂的技术链条与生产体系。农业生产方面，从远古时代的木石耒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再到战国时期推广的铁制农具；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牛耕，到汉代的耦犁、唐代的曲辕犁等精耕细作工具的发明，农业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工艺制造方面，从远古时代的陶器制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冶铸到唐宋时期的瓷器烧造，以及绵延数千年的丝织技术，这些技艺的代际传承，不仅体现在器物形态的渐进改良上，更蕴含着对审美范式和美学精神的执着坚守。大运河更是中华物质文明连续传承的宏大见证。这条流淌于华夏大地的水脉，自春秋时期肇始，历经秦汉、隋唐、两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开凿、整治与完善，成为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绝佳写照。
经史传统是连续性最显明的表征。经为常道，史为实录；经立其纲，史载其变，中华民族有着“经史互证”、“六经皆史”的深厚传统。从司马迁著《史记》，到班固断代为史作《汉书》，再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史家文脉代代相续。一部“二十四史”，今朝为前朝修史，成为绵延不断的惯例，国史由此首尾相衔。太史公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任，元好问有“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之志，王鹗更直言“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王朝有兴亡，而历史的书写不断，一代代人的努力由此被纳入同一个文明脉络，前人的心血不因王朝的更替而湮没。文脉在经典传承中得以赓续。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此后历代文人传经不绝，郑玄遍注群经，朱熹集注四书，道统意识代代相承。经史并重，构成了中华文明自我记忆、自我延续的双重机制：史载其事，经明其理，即事显理，事理相资。在经史传统构建的意义链条之中，历史变迁不仅没有割断中华文明的记忆，反而不断把新的历史经验汇入中华文明，呈现出“吾道一以贯之”般清晰而连续的文明脉络。
语言文字与时间制度是连续性最日常的载体。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晰、完整。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今天我们读甲骨文中的“天”字，仍能识得其一个人头顶苍穹的象形，就是这种连续性的直接展现。构字理路的稳定性，使战国时期的竹简与清代的碑刻可以共用一套视觉语法。语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读懂早先的古籍。历法亦然，历朝历代或“改正朔”以重建当世的政治时间，但始终强调“正朔相承”。孔子论为邦而首重“行夏之时”，正是因为共享的时间制度是共同体维持稳定、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天时一体，则人心一统；四时有序，则文明有常。由此，共享的语言文字使不同地域的人可以沟通，共享的时间制度使不同世代的生活相互衔接，二者演变有序，成为文明赓续不辍之确证。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