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在欧洲各国中“一枝独秀”，这一方面得益于此前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彰显出德国传统制造业与大量“隐形冠军”中小企业出口对经济复苏的拉动效能。但是，2019年以来，德国先后遭遇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的冲击，叠加能源高成本、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滞后、财政制度约束等多重长期性矛盾，经济逐步陷入结构性危机。经济持续疲软引发普遍民生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乘机坐大，政府施政空间收窄，各类关键性改革举步维艰。同时，国内政治僵局进一步放大德国外交目标与现实能力之间的落差。深刻分析曾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增长失速的成因与衍生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国别视角加深对百年变局的认识。
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经济一度实现阶段性复苏，增长动能在后期逐步衰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最终陷入结构性疲软。图为2010年至2025年德国经济增速走势。 孙彤/制图
1999年，英国《经济学人》嘲讽德国为“欧洲病夫”，当时德国刚完成统一不久，面临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沉重的福利负担，经济陷入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面对困局，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推出“2010议程”，实施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后，改革效应逐渐显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助推下，德国一跃成为欧洲的“经济明星”。然而，《经济学人》2023年再次给德国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前后两次相同标签的背后，是德国截然不同的时代困境与结构性矛盾。
与之前不同，德国近年来的经济病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经济连年萎缩与停滞。2023年、2024年德国经济连续下行，降幅分别为0.9%、0.5%，2025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2%，各类机构预测2026年仍将维持停滞状态。从全球经济权重来看，德国经济体量相对份额在缩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由2019年的3.51%预计跌至2026年的2.88%。其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走弱。2015—2023年德国出口平均增速较2000—2015年回落约2/3，其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点由1.8降至0.8，2019年后则仅为0.3；更为严峻的是，2023年后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2023—2025年增速依次为-1.4%、-2.1%、-0.9%。其三，国际竞争力下降。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德国从2020年居第17位跌至2026年第23位；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2020年第9位跌至2025年第11位。
从外部看，德国之前经济长期繁荣有赖于三个有利因素：依托美国的安全保障，得以压缩国防开支，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向本土经济建设；依托俄罗斯稳定廉价的能源供给，得以有效控制工业成本，巩固出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得以持续拓展外贸渠道，释放高端制造产能。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自由贸易体系乃至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遭到破坏后，这些有利因素逐渐弱化。安全方面，美国战略重心加速由欧洲转向亚太，并以退出北约为筹码，要挟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扛起地区防务主要责任。为此，德国近年不断抬升防务支出，其占经济总量比例从本世纪最低时不到1.2%迅速提高到2026年2.69%，国内财政压力逐渐加大。能源方面，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21轮制裁，德国对俄能源脱钩，能源成本大幅攀升，2022年通胀率创下6.9%的阶段性高点。而美以伊冲突又对国际油气市场造成显著震荡，此前有所缓和的能源价格再度反弹，拖累德国经济复苏。市场方面，德国本土能源成本攀升，削弱产品市场竞争力，叠加政府推行“去风险”政策，收紧技术出口与外资审查，同时引导本土企业分散布局全球供应链与产能，给企业深耕海外市场造成困扰。
外部环境冲击加速德国经济下行，但本国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顽疾才是制约其增长的核心根源。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在《2026年春季经济景气报告》中指出，2019年至今德国经济增长疲软，深层症结在于内部结构性矛盾。一是传统制造业优势消退，产业结构转型滞后。工业部门受高能源价格、重税负、严苛监管的拖累，加之全球需求走弱、地缘矛盾激化冲击，工业产值连年下滑。制造业生产指数自2018年110点的高点回落至2024年6月的93.2点，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受损尤为突出。为规避本土高成本，大量企业选择向外转移产能，据调查，2021—2023年，规模50人以上企业产业外迁率达2.2%，主要迁往欧洲其他国家、北美以及印度等亚洲国家。工业绿色转型推进迟缓，以燃油车向电动汽车转型为例，德国长期深耕内燃机技术，产业链、技术体系与商业模式高度绑定燃油车，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其纯电电动车产业发展步伐滞后。二是基础设施老化，长期投资缺位。数十年来，德国公共基建投入严重不足，电网、燃气、氢能管网及数字基建短板突出，难以适配能源转型与数字化需求，如德国光纤宽带覆盖率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行政审批流程冗杂，企业合规成本负担沉重。一方面欧盟监管细则持续扩容，另一方面德国过度加码落实欧盟法规，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尤以税务领域行政压力最为突出。近3年德国企业不得不新增32.5万个岗位以应对数据保护与各类法规带来的繁杂行政工作。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德国企业的行政审批是欧盟成员国中最烦琐的。四是劳动力供给缺口突出，岗位供需匹配效率走低。当前德国国内有超53万个专业岗位无人填补，大量企业招募承压，暴露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技能错配问题。据测算，2035年德国专业技术人才缺口或将高达7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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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盛玮 周璐铭 审核：李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