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现任美国政府在强化“美国优先”的同时，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对欧施压；欧洲则在维持同盟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战略自主和防务能力建设。双方围绕防务分担、经贸规则、技术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分歧日益突出。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的经济贸易摩擦、防务分担争议、战略认知分歧，表面上是具体政策矛盾，实则反映出支撑双方长期合作的经济基础、政治理念、价值共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现任美国政府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市政厅广场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行径。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摄
经济层面，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西方与世界的关系，也削弱了美欧的经济发展共识。冷战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多元文化主义及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框架，曾是美欧共同推动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美欧普遍相信，开放市场、资本流动、人员往来和制度扩展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也能够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有利于其长期主导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产业外迁、制造业岗位流失、收入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持续积累，部分群体逐渐沦为经济全球化的“失意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对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信心明显下降，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开放经济体系能否继续带来普遍繁荣。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路径选择上，美欧分歧日益明显。美国较早转向以产业政策、贸易保护和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新经济战略，越来越强调依托主权国家力量强化国家能力、重塑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以重振国内经济并提升战略竞争力。无论是“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还是强化产业补贴和经济安全政策，都体现出其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调整甚至修正。相比来说，欧洲虽同样面临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但受制于超国家治理模式和成员国协调机制，总体上仍希望在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多边经济体系框架内寻求改革，更倾向于通过规则框架和集体协商推进政策调整。美欧在贸易、产业政策、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重组等领域的分歧不断增多。
政治层面，身份和“边界”问题成为其核心议题。冷战时期，苏联威胁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欧在移民、身份认同、社会治理上的差异。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外部威胁弱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谁属于“西方”、共同体边界应如何界定，逐渐成为美欧内部政治争论的重要议题。美国越来越强调国家边界、主权归属、公民身份的优先性，倾向于将政治共同体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欧洲则长期致力于超国家整合，试图在国家认同之外构建更广泛的欧洲身份认同。近年来，移民危机、难民问题以及社会融合困境进一步放大这种分歧。由此，美欧之间的分歧已不仅是具体移民政策之争，而且是围绕“西方人是谁”、“西方边界在哪里”的认同之争。
国际责任层面，美欧也在产生分歧。冷战结束后，美欧普遍将自身视为全球秩序塑造者和规则推广者，把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人权叙事、制度输出作为自身优势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双方对于应承担何种国际责任、如何塑造国际秩序的认识逐渐分化。现任美国政府不再把维护西方和全球秩序视为“责任”，而是强调“美国优先”，并要求欧洲以更高成本证明其同盟价值。欧洲则仍倾向于将多边主义、规范扩展、全球治理视为其国际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美国日益明显的单边主义保持警惕。欧洲关于“美国可靠性”、“战略自主”、“欧洲责任”的讨论持续升温，反映出欧洲对美国角色变化的担忧和对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这种国际责任理解上的差异，使双方在安全、经贸、科技、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政策分歧不断扩大。
应当指出的是，当前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发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欧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已全然消失，而是维系同盟运行的主要逻辑正发生调整。双方虽越来越难以维持冷战后高度一致的战略共识，但在安全利益、制度联系、全球利益上的共同需求仍然存在。无论是应对地区安全风险、维护跨大西洋经济联系，还是协调全球性议题，双方仍需彼此合作，也都难以承受同盟关系全面破裂的代价。正因如此，跨大西洋同盟不会因分歧增多而走向瓦解，而更可能在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共同认知逐渐弱化的条件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孙成昊《透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变》
（策划：盛玮 周璐铭 审核：李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