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美美与共，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凝结出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并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这一交往之道，倡导以诚信立交、以和睦共济、以仁善处邻，能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实现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广泛见于经典文献。左图为宋刻本《礼记》，其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右图为元刻本《左传注疏》，其中载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讲信修睦”语出《礼记·礼运》，先贤在大同理想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恢宏图景，将诚信、和睦确立为人际相处的伦理基石与社会运行的内在原则；“亲仁善邻”见于《左传·隐公六年》，郑庄公请和于陈，陈桓公不允，其弟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视亲近仁义、与邻为善为立国法宝。讲信修睦与亲仁善邻，分别从社会理想与治国方略两端立论，并在历史实践中贯通互渗。究其里，“信”是他者与我可相依凭之根，“睦”是他者与我可相安守之序，“仁”是他者与我可相亲近之心，“邻”则是地缘或道义上相近之境。四字合而为一构成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建立于“人同此心、邦同此理”深切洞察之上的伦理安排，把诚实守信、和睦相处的德性从一身推广到一家、一国乃至天下。
追根溯源，这一交往之道在中华文明起源的上古时代就已埋下根芽。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诸部落，在渐趋融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兼并战争。上古政治家在战争中不仅感受到和平之可贵，更参悟出“修身而天下服”的道理。《尚书》记载舜说“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认为敦厚德行、信任善人、远离巧言令色的小人，便无须兵戈而能感化四方蛮夷之族竞相归服。夏商之后，周人通过武王分封、周公制礼确立西周统治规范，“德”为政之本、“礼”为序之纲，朝觐、会同、聘问之制系统建立，使“讲信”有盟誓可凭、“修睦”有礼数可循。史书记载的盟会，饱含着古代中国人用“信”与“睦”去约束武力、弥合分歧的努力与和平邦交方式的早期实践。这一以礼立信、以盟修睦的制度框架，深刻塑造了后世中国的邦交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范雎“远交近攻”，各国在权谋之策下动辄背弃盟约、牺牲盟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板荡天下中，思想家愈发致力于重建秩序，恢复社会对秩序背后仁义原则的信心，不约而同地倡导和推崇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使之显得愈加珍贵。儒家为这乱世开出的方剂，是以“仁”率“信”，以“信”归“仁”。孔子认为人之交在于信、国之治亦在于信，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使“信”由一种美德升格为君子立身、邦国立政的根基，并将“立身之信”向外推扩为“交邻之信”；由“仁”出发，提出“为政以德”，倡导修文德、慎征伐，以开“近者说，远者来”之局。孟子身处战国征伐不休之世，把仁义之道提升为王道政治，认为施仁政于民的国家，“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回应将水患转嫁邻国却自称治水之功超越大禹的白圭，“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指出以邻为壑、嫁祸于邻是仁人所厌恶的无耻行径。荀子在大一统时代临近之际，对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进行了更为现实的探讨，将其与“用”即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义与信是治国安邦、协和万邦的重要原则，要通过“隆礼”、“重法”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获得礼法并举的制度依托。儒家先贤层层递进，由“信”立身、“仁”治国、“王”安天下，构建起信仁同源、义利相成、王霸有别的思想体系，构建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理念此后两千余年的主流解释框架。
道、墨、法三家则从各自立场作了重要补充，使之超出儒家一家之言而成为更加宽广的思想理念。道家从“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出发，老子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警世，又言“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把谦下不争视为大小国相处的智慧——以“不争”达“莫能与之争”之效，从本体层面深化了中华民族对“和”的理解，为修睦之道提供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根基。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宗，痛陈“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主张超越亲疏贵贱以破“别相恶”之弊，视人之国若己国、人之家若己家、人之身若己身。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务，看似与信义和睦相远，实则另有深意。韩非子强调“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力主以法促信、以信治国；提出“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认为要通过法律、赏罚等制度体系对信任关系进行构建和约束，使讲信修睦获得了制度性约束。三家立场各异，旨归却高度一致：都希望为乱世寻一条以信义为本、以和睦为序的出路。因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不仅仅是儒家一家的道德论，更是融汇诸子的思想共识，经春秋战国“王霸之争”淬炼为中华民族深沉的文化基因。
秦汉大一统格局形成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从诸子学说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并在思想家的建构中获得新的理论形态。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重构儒学义理，将仁政与天道贯通，提出“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使“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天地之常道。这一安排，使诚信由个人德性升格为维系家国秩序的常道，为王权正当性提供了宇宙论依据——王者不可以无信于民，无信则天道不佑、民心不附，信义乃是王道合法性的重要支柱。此后，《白虎通义》以“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定“信”之义，进一步将信义凝定为经学共识。汉代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传统，主张德教与刑罚并用、怀柔与裁制相济，正是以王霸之术行信仁之道的典型方略。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实现通使、互市；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不更其俗、不夺其地，成为有汉一代以信绥边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政权分合、族群迁徙，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在多元激荡中实现理论拓展。魏晋玄学家王弼以“本末”、“一多”之辨阐释本体统一性与万物分殊性的内在关联，为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奠定了形上根基；注写“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强调以中正文明的方式处理邦国间、人际间的关系。佛教东渐后，佛家“慈悲平等”、“众生皆有佛性”与儒道“仁爱”、“不争”互证融通，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获得了更深的心性根基。由此，人不分华夷、邦不分远近，皆有情识、皆可相亲，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及与他者的和睦相处提供了切近而厚重的哲学支撑。唐初经学家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系统疏解《礼记·中庸》以“中和”为本的教化宗旨，中道与和睦之理成为举国通行的标准经学要义，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唐太宗以“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立政，通过怀柔、册封、互市、和亲等方式维系与东西南北诸族的关系，造就了万邦来朝的长安盛景，体现了以“仁”协和诸族、以“信”约束武力的思想外化。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进一步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由邦国之交延及民间往来。
两宋以降，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在理学的重构下进一步深化拓展，并展现于多民族政权并立、各族群交融共生的现实之中。宋儒朱熹融摄道家宇宙观思维与佛家心性论思辨方法，贯通“诚意正心”之内圣功夫与“讲信修睦”等外王实践，使此类道德规范从德目上升为天理；以“理一分殊”打通天地万物的界限，人与人、邦与邦之间的诚信和睦遂与天地生生之德同源共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由是获得了天理层面的依据。明儒王阳明以“致良知”之说，把“信”的内涵从“不欺人”深化为“不自欺”，从根本上保证了讲信修睦之可能——唯其心诚，方能行于外而不悖；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强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主张“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进一步破除狭隘地域与族群界限，为亲仁善邻提供了形上论证。清儒视礼学为经世之具，“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由此得以深化，亲仁善邻从心性之德被外化为政治实践。清代通过设置理藩院、颁行相关典制等，建构起统一多民族国家协调内部族群、处理外部事务的基本礼法框架，在制度层面推动了各民族的长期和平共处与交往交流交融。至此，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基本完成了从本体到德性再到制度的构建。
纵观其流变，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中华文明对国与国、人与人、人与自身如何相处这一根本问题的恒久回答，渐成中华文明之鲜明底色和突出标识，并显现出规约对外关系、涵育社会风貌、塑造人格气象的深远力量。
更多内容，详见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邢云文文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邓博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