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汉代就出现了“政绩”一词，东汉蔡茂在广汉太守任上纠案外戚宾客枉法，不畏权势，史载“有政绩称”。对蔡茂政治行为和从政业绩的评价，就是一种政绩观念。我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政绩观念，积累了多层次政绩考核机制的有益经验。正确政绩观念与有效政绩考核相互促进、协同发力，对推动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系统考察我国古代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对于新时代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如何看待政绩、如何考评政绩，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左图为宋刻元修本《后汉书》，记载东汉蔡茂“有政绩称”，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政绩”一词的较早出处。右图为元刻明修本《尚书注疏》，提到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政绩考核制度。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文献记载，我国早期国家时期已经出现重视“勤”、“信”、“德”、“绩”等与政绩有关的观念，禹因治水功绩和拥有“德”的品格而继位，而夏的灭亡则是因为“德衰”。夏商时期神权政治色彩浓厚，统治者将政绩与天命、神意紧密联系。在总结夏商灭亡教训的基础上，西周统治阶级既宣扬天命，又意识到“天命靡常”而主张“敬德保民”，不仅强调诸侯与官员要维护周王室和遵守等级秩序的政绩观念，也开始重视民本的政绩评价，“正（政）德”一词在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中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国家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贵族等级分封制逐渐被郡县官僚制取代。为了适应新的国家治理需要，尚贤重能的政绩观念迅速发展，诸子百家也围绕各种政绩观念的优劣展开深入讨论。尽管民本与为政以德的政绩观念在这一时期获得广泛认同，但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法家政绩主张最终占据主流。法家将功劳、效益等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核心标准，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留下了深刻教训。
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认识到政绩观念在维护政权稳定上的重要意义。汉高祖至文景时期，将黄老思想作为官员为政与政绩考核的指导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节俭戒奢、安民富民，对“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将指导官僚队伍的政绩观念与国家政治思想高度统一起来。汉初以黄老思想为内核的政绩观念，破除了战国、秦以来法家政绩主张中的弊端，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积累了财富，造就了“文景之治”，史称“德至盛也”。黄老一派的政绩主张虽在汉初社会稳定上起了很大作用，但其所内蕴的“无为”特征，不能适应汉代大一统国家形成后的长久治理需要。汉武帝时期，这种政绩观念的调整势在必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中的众多理念被吸收到政治实践中。这一时期，积极进取的官员受到奖掖，践行儒家思想的士人受到重用，碌碌无为者遭到排斥。至汉宣帝时期，“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最终定型，成为评价政绩的重要遵循。此后历代相承，虽有损益，但以儒法合治、德主刑辅为主流的政绩观念基本未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政绩观念出现“清谈化”和“品行化”转向，政绩考核从秦汉的“以事功见高下”滑向“以门品定优劣”，门阀世族掌控选举，官员政绩与官员考核擢拔严重脱节。唐代完善科举制度，以经义策问考察士人之政见与治术，政绩考核讲求德绩并重、以德为先。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和武人乱政的教训，宋太祖确立“重文轻武”国策，政绩评价大幅向文治倾斜，考核内容更侧重于财政盈缩、民生休戚、河渠兴修、文化教育等，呈现出浓厚的“内向化”与“民生化”色彩。明清之际，考据学兴起，学者于古籍中发掘为政之道，传统政绩观念的理论形态虽日益完备，但也趋向保守。历史表明，政绩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层政治需要的变化，以及对国家治理认识的深化而不断调整。这一流变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王朝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理解与因应。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卜宪群文章《我国古代的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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