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学术的演进与发展，都既植根于自身学术史的深厚积淀，又锚定于现实发展需要的强劲牵引。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基于独特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发展起来的，加快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从中汲取丰厚营养。
新闻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多项主题采访活动。图为2025年9月12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成员在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观看人形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汲取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厚营养。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受到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被列宁称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马克思、恩格斯把党报党刊看作是“在报刊领域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看作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强调党报党刊应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提出“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的报刊有机运动理论、“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的报刊内在规律理论；等等。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党报的党性原则，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1901年，列宁在其创办的《火星报》上发表题为《从何着手？》的社论，提出了“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这些理论探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从中汲取营养，能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本清源、筑牢基石。
汲取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丰厚营养。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近代报刊在中国兴起以后，各界人士开凿出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中国新闻学研究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韬、梁启超、孙中山等承袭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清议”传统，开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之风。尤以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最负盛名，文中提出的“去塞求通”等观点、“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等论述，后来被吸收到我国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1919年更名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旨在“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拉开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帷幕。此后，新闻学的著作、报刊、论文集不断涌现。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系统阐述了新闻学理论，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智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的“报纸六职务”；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系统研究了新闻采访学，在内勤编辑更受重视的背景下明确了“外交记者”的地位；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系统梳理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确立了中国新闻史研究框架。这三本中国新闻学“史、论、业务”领域“开山之作”的出现，开始构筑起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此外，任白涛等也通过学术研究和办报实践，极大丰富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视野。这些研究强调新闻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路径与发展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还反映出我国学者将西方新闻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建构本土化理论体系的不懈努力，为今天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汲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丰厚营养。经过百余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一套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李大钊同志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正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学习共产国际与苏俄办报经验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办报实践，形成了我国最初的无产阶级办报思想。1922年，李大钊同志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等定义，被认为是我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事业的演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同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对党报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比如，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思想；在1959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强调了“政治家办报”的重要思想；等等。这些重要观点，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启特色鲜明的中国化进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面对现实问题、顺应时代要求，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的“思想中心”说，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的新闻工作党性原则。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新的理论阐释，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进一步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围绕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科学回答关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表述，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书记用“五个事关”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地位作用，“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用“48个字”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用“四个牢牢坚持”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等。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转化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将更加有力地引领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周勇文章《如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