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到隋唐的一千多年中，河洛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相继在洛阳建都，或以洛阳为别都。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相融，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便利的交往交流交融条件，民族交流频繁带来了文化交流互鉴、吐故纳新，使得河洛文化拥有很强的融汇性与生命力。在这片神都奥区，繁华气象与历史厚重感交织，自然与人文景观辉映，太学、鸿都门学等学府林立，儒学与文艺并重。“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北宋司马光的诗句，精准勾勒出洛阳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郑州歌舞剧院创排的舞蹈《唐宫夜宴》讲述了正值青春的女乐官在赴宴起舞的路上发生的趣事。妆造采用极具特点的三彩元素，再现风靡于唐代的女性面部潮流妆容“斜红”，还原丰腴多姿的唐俑形象，生动呈现出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2021年登上河南卫视春晚后迅速在全网火爆“出圈”。2025年11月4日晚，《唐宫夜宴》代表河南文艺界亮相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图为演出当天剧照。 河南省委宣传部供图 姚世敬/摄
东汉经学兴盛，许慎著有《五经异义》10卷，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服虔通晓经学，著有《春秋左氏传解》、《汉书音训》等，应劭、郑众、周防、荀爽等亦有不少著作，对后世经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河洛地区经学的兴盛，与东汉以洛阳为都城密切相关。汉光武帝重建太学，洛阳太学有数万名“太学生”，汉灵帝时刊刻了“熹平石经”作为经学标准范本。《白虎通义》统合经学今古文分歧，推动了经学系统化发展，被称为传统社会的“法典”，成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修之“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是各种学术思想形成、发展、融汇的重要地区。玄学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形成，当时的名士就“贵无”与“崇有”、“名教”与“自然”、“形神”关系、“才性”关系等开展热烈争论。比如何晏、王弼等在洛阳探讨“本末有无”等形而上的问题，倡导“贵无”学说，提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主张为政要顺应自然，建立起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的诗文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魏以来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河洛文化发展注入更多异域元素和新鲜血液。佛家学说传兴于洛阳。公元1世纪，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大月氏国求取佛教经典，获得佛祖释迦牟尼图像和《四十二章经》。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至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佛寺就达1367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从北魏开始到隋唐达到开凿顶峰的龙门石窟，全面展示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与儒学、道教相互影响、吸收扬弃，与华夏文化逐步融合，形成了中土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极大便利了物资流通，使东都洛阳跃升为漕运重地，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越发凸显，带动河洛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科举制度于隋代大业年间正式创立，唐代洛阳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之一，武则天在此首创殿试、开武举，国家级科举考试——省试和吏部铨选考试、关试长期在洛阳举行。通过科举考试，隋唐河洛地区涌现了众多杰出政治家、诗人和散文家，呈现出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的局面。韩愈重新提出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推动兴起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强调“文道合一”，“惟陈言之务去”，力矫风靡文坛300余年的六朝绮丽柔弱的文风，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这一时期，杜甫、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巨匠在文学创作方面挥洒才气，褚遂良、吴道子、郑虔等艺术大家竞相涌现，为河洛文化的繁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先秦至隋唐，“天下之中”的中原河洛地区不仅思想文化昌明，科技方面同样成就斐然。比如，古荥发现的汉代冶铁竖炉代表了当时世界冶铁技术的高峰，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较欧洲早1000余年，蔡伦在洛阳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浑天仪和地动仪，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等等。从东汉洛阳城的“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到北魏时期“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以至“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贸易盛况，再到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万国衣冠聚，千门鼓乐来”，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和高地，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文章《河洛文化：传承文脉谱新篇》
（策划：何雯雯 邓博涵）
